牟林：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不仅仅在于力挽狂澜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次重大会议中，遵义会议的历史地位极高。一般历史学家把目光主要聚焦在“力挽狂澜”这四个字上，这当然是符合客观实际的。

那时，以王明、博古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使中央红军丧失殆尽，遵义会议力挽狂澜，使中国共产党重新回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上来，完成了举世瞩目的伟大的长征，使中国革命一步一步从胜利走向胜利。

这次会议的另一个与“力挽狂澜”具有同样分量的历史意义是：事实上把党内不同政治路线的斗争定义为“路线斗争”。当然“路线斗争”这个术语是后来中共七届一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过程中才有的。

此前，党内相继出现了多次“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两种政治路线，不同政治路线的斗争都存在过比较激烈的局面。尤其是以王明、博古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对党内不同意见的同志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不仅仅是批判、排挤、审判，甚至有杀头，堪比“敌我斗争”。毛泽东同志就是被王明、博古为代表的左倾主义路线无情打击的对象之一。

遵义会议虽然纠正了王明、博古“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却只是让执行“左倾路线”的同志离开原来的领导岗位。博古不再担任党的总负责人，但他仍然是政治局成员，仍然负责党的一方面的工作。遵义会议只解决军事指挥权问题，不在政治上给犯错误的同志定性。

那么，什么是路线斗争呢？

一、路线斗争的“公义”性

在遵义会议以前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著名的路线偏移有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和博古的“左倾机会主义”。每次路线偏移，都出现了激烈的路线斗争。这些路线斗争都有一个共同点：斗争双方都出于“公义”——走哪条路更能实现党的奋斗目标——实现共产主义。

因此，哪怕是犯了右倾或左倾错误的同志，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是出于私心，不是为了个人利益的争权夺利。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内的“路线斗争”和其它政治斗争的本质区别。

二、对路线斗争的本质也需要认识

尽管路线斗争具有“公义性”，但对“公义性”本身也需要认识，也需要有一个认识过程。

遵义会议前，党内同志对“公义性”认识是不明确的。所以把持不同路线的同志当敌人般对待，给对方贴上对敌人才可能贴上的标签（这方面表现比较突出的是王明，他当时在莫斯科遥控博古执行他的极左路线），极端的情况下甚至用消灭对方的肉体的办法来保证自己坚持的路线的执行。

直到遵义会议才改变了这样的局面，左倾路线的代表之一博古，包括德国顾问李德都一同走在长征路上，他们最后都站在了历史的正确一边反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错误。

三、路线斗争严酷的原因

（一）革命斗争的严酷性

中国革命的目的是要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因此，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利益的反动势力与中国共产党代表的革命力量自然势不两立。

中国共产党曾决定部分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中国国民党，其目的是通过和平的方式改造国民党的性质，使它能代表中国人民的利益，从而尽快地实现中国的国家独立和人民的解放。

这个过程中，党的最高领导人陈独秀却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被暂时出现的相对有利的局面所迷惑，对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国民党右派势力对国民党左派及共产党的阴谋反扑失去了警惕，导致蒋介石攫取国民党最高权力的图谋得逞。蒋介石一拿到权力，就对共产党员进行疯狂的大屠杀，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这次反革命政变，给共产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这种损失使得党内对错误路线的危害性有了前所未有的认识，对错误路线的纠正的手段变得激烈也就在所难免。

（二）革命斗争的复杂性

无论是陈独秀的右倾还是后来的左倾，都表现出一个共同点特点，那就是迫切希望中国革命早日成功，中国人民早日脱离苦海。

所以，党内坚持自己的政治路线的同志都认为自己坚持的路线是绝对正确的、不容置疑的。尤其是掌握了党内最高领导权的同志，对自己选定的路线坚定不移。这种坚定不移，往往来自于对共产国际的意见和苏俄成功经验的信奉。认为那是中国革命唯一成功的路线，于是把是否认可这条“唯一的路线”渐渐变成了判断一个人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的标准。

加上整个革命斗争的复杂性，有敌对势力的特务人员混进共产党队伍里，也不时有意志不坚定的变节投降分子，他们对共产党的事业的破坏性有时超过公开的敌人。如此一来，很容易错误地把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定性为叛徒、特务、变节分子等。这也是在路线斗争中出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重要原因。

（三）对革命认识的局限性

中国革命的形势极为复杂，国际上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斗争相联系，国内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势力、官僚资本主义势力相联系，各阶级的利益交织在一起。使得共产党员尤其党的领导干部的认识也变得很复杂。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对中国共产党人而言也是个新事物，需要学习理解，苏俄成功的革命经验也需要消化。因此出现了毛泽东同志批评过的照搬苏联模式和生套马列著作的本本主义。这和改革开放过程中，有人坚持“全盘西化”的道理是一样的。而认识的最大局限性表现在不了解中国的实际，在工作中不能做到从中国实际出发。

生搬硬套，就不可避免地出现处理问题简单粗暴。尤其是当革命事业遇到重大事变的时候，就可能分不清是非，把不同意见的同志当敌人对待。

四、路线斗争不是权利斗争

路线斗争中，为了让自己理解的正确路线能得到贯彻执行，当然需要权力。为获得这种权力，有时不得不采用激烈斗争的形式，但它不涉及个人利益。事实上，在当时白色恐怖的严酷环境下，作为共产党人权力越大越危险，越容易遭到反动势力的追杀。所以，路线斗争形式上表现为权力斗争，但不是我们理解的权利斗争。请注意权力和权利的区别。

明白了这一点，就可以理解一些境外反华媒体煞有介事地套用西方政客的权利斗争模式“分析”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路线斗争和现实中的领导机构中的职位变化，什么这派那派，这个的人那个的人，事实上是自作聪明的胡说八道。

当然，共产党的队伍也是很复杂的，其内部也不是每个人都那么纯粹，抱有不良动机混入党里的人员也是有的，他们或许还占据了一定的领导岗位。在路线斗争中参杂个人利益的也不可能杜绝（例如后来在苏联治病未归，在中苏论战中站在苏联立场上的王明），但这不是主流而是支流。这种人，如果危害党的事业到一定程度，总会被清理掉的。这也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虽然曲曲折折总会不断前进的重要原因。

另外，一些本来是路线斗争的问题。当事人如果产生私心杂念，也可能使事物走向反面，真的成为革命事业的叛徒，有的还投入敌人的怀抱。张国焘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当时中共中央没有少挽救他，他却一意孤行，要背叛自己曾经为之奋斗的事业，落下一个可悲的人生。

五、路线斗争出错了就改错

路线斗争，指不同的政治路线之间的斗争。斗争中如果出了错，比如一些同志遭到“无情打击”了，冤枉了好同志，怎么办？就这么办：坦率地认错改错，改变错误路线，纠正冤假错案，给被冤枉的同志平反。

博古同志错了，改了就是好同志，照样做党的工作。博古同志的左倾错误对中央红军造成的损失的确太大了，但那不是他想要的，也不是他一个人的错，当时多数同志站在博古同志一边，认识不到博古的主张是错的，反而认可毛泽东同志的主张的是少数。

只有当一次一次地在对敌的军事斗争中失败了，人们才逐步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主张更符合实际，毛泽东同志更能带领红军打胜仗。血战湘江的失败，是整个党和红军为没有认识到左倾错误路线而付出的代价！

六、理论上给路线斗争“正名”

理论上给路线斗争“正名”的是1945年4月20日，中共七届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这个决议主要部分是对1931年六届四中全会到1935年遵义会议期间错误路线作出决议。有意思的是，起草这个决议的8位成员中一大半是犯过左倾错误的当事人，其中就包括博古。决议稿还三番四复地送给王明看，王明经过三番四复的研究充分表达了他个人的意见，他的意见也得到了充分的尊重。如果按照西方政治斗争的理论，犯过左倾错误又离开领导岗位的人是“失败者”，让“失败者”书写党的和自己的历史，起草作为党的重要文件的决议，这岂不是天方夜谭？但光明磊落的共产党人就这样做了。

这个决议充分说明了“路线斗争”的主流是“为公而斗”不是“为私而斗”。

七、正确认识“路线斗争”的现实意义

当然，我们在肯定路线斗争的“公义”性质的同时，一定注意要把它与国内外反华势力区别开来。两条路线的矛盾是党内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反华势力是敌对势力，它与我们的矛盾是敌我矛盾。反华势力往往利用我们自己的路线斗争，故意制造矛盾，扩大我们内部的不同观点的分歧，想从我们的内部撕开口子、插上杠子，其用心极其险恶。比如西方媒体总喜欢给中国内部定义各种派别，并对其中可利用的人和事大家赞赏、极尽吹捧之能事。苏联的戈尔巴乔夫被西方媒体吹捧上天，吹飞了一个庞大的苏联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中国内部也不乏戈尔巴乔夫这种人，为得到西方舆论的吹捧而出卖灵魂，为拿到西方的一纸奖励而出卖祖国。

在革命斗争中，时刻存在着不同路线的斗争，这就是历史。奋斗目标一致，选择哪条路径才能达到目标的意见永远不可能一致。比如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目标是中国共产党人和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目标。但如何实现呢？选择哪条路径去实现呢？具体说来，是走曾经走过的“全盘苏化”的路线呢？还是走曾被许多人鼓吹的“全盘西化”的路线呢？还是走另一些人坚持的“全盘中化”的路线呢？实践证明，最后我们选择了一条叫做“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路线。

马克思主义是好的，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但必须结合中国的实际。苏联的经验有好的，可以借鉴，但必须结合中国的实际。美国的经验也有好的，可以学习，但必须结合中国的实际。兼收并蓄、拿来主义，都得要结合中国实际。立足中国实际，用好国际国内的经验才能解决中国问题。我们最终是要解决中国问题，而不是要解决别的国家问题。

中国的问题是什么呢？一是人民生活水平还不高，刚实现脱贫，与发达国家的比还有不小差距；二是国家还没有实现完全统一，台独分子和域外反华势力还在绑架台湾人民以攫取自己的私利；三是国家还不够强大，离民族复兴的目标还有很大距离，以美国为首的部分西方国家还经常对中国指手画脚。这就是中国要解决的三大问题。

如何解决这三大问题呢？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是“发展”，发展才是硬道理。沿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发展，就可以解决这三大问题。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路线斗争告诉我们的基本道理——沿正确的路线前进就胜利，沿极左或者极右的路线走就失败！尽管都出于“公义”，但也不能选择极左或极右的路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是不存在路线斗争。路线斗争不但存在，有时还很激烈。之所以一直没有被反华势力带偏，一直保持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和平，原因之一就是像遵义会议一样处理好了路线斗争本身，使路线斗争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着促进作用，把所有的同志都团结到了同一目标下面。

这就是遵义会议的又一历史价值！

注：本文作者为“秦安战略智库”核心成员牟林，为本平台原创作品，祝愿大家携起手来、战胜疫情、遏制霸权，一起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遵义市中华美德文化传播协会

简 介

遵义市中华美德文化传播协会成立于2015年6月14日，是经中共遵义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批准的直属志愿者团队，经遵义市民政局批准注册登记的公益性、群众性、非营利的社会团体，现有团体会员单位9家，会员150余人，志愿者80名。2016年12月25日成立党支部，现有党员52名。支部充分发挥示范引领战斗堡垒作用,有力地推动了协会各项事业的发展。

目前，协会有分支机构3处：遵义市中华美德文化传播协会播州区联络处（负责播州区工作）、遵义市中华美德文化传播协会湄潭县联络处（负责湄潭县工作）、遵义市中华美德文化传播协会务川县联络处（负责务川县工作）。内设机构10个部门：办公室、组织部、宣讲团、理论研讨部、对外联络部、经典诵读推广部、家风家教工作部、中医养生文化推广部、知行艺术团、志愿事业服务部（上善若水助困团）、另有10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家风家教、经典诵读）推广站。

本会宗旨：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遵守社会道德风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遵义市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遵义市民政局领导下、指导下，认真贯彻落实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教育部、国家语委下发的《中华经典诵读工程实施方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民政部、全国妇联印发的《关于加强新时代婚姻家庭辅导教育工作的指导意见》。积极开展美德文化进社区、校园、机关、企业、监狱、部队；主办具影响力的大型优秀传统文化公益论坛、讲坛；广泛开展志愿公益服务活动，践行中华美德；每周日下午坚持开设公益讲课，宣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明礼知耻、崇德向善的良好社会风尚。协会至成立以来，为遵义精神文明建设作了力所能及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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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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