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国篇
106.若非为民 无须出行
107.逢灾遇变 帝王何为
108.先有诸己 后求诸人
109.万方有罪 罪在朕躬
110.从政须知 “五美四恶”
若非为民 无须出行
曾几何时，官员乃至基层干部出境出国考察成风，下县下乡检查成瘾。不少官员和干部的“出行”，理由是考察学习和指导工作，实质却是观光旅游和享乐消费，乃至索贿受贿。随着廉政制度的不断完善，这种假公济私、损公肥私的行为受到极大的限制，让一些尝惯了“甜头”的官员颇感不适。我们暂且不谈中国共产党的宗旨目标和作风要求，看一看古代社会对官员出行有没有规章呢？
《群书治要》卷四《春秋左氏传治要》（上）有明确的回答：“天子非展义不巡守，诸侯非民事不举，卿非君命不越竟。”意思是说：天子不是为了宣扬德义不出去视察，诸侯不是为了百姓的事情不能出行，卿没有国君的命令不能越过国境。庄公二十七年春季，鲁庄公和杞伯姬在洮地会见，与国家大事无关。就被史官记录下来，作为鉴戒。由此我们看出，古代天子乃至官员出行必定是有明确目的的，天子出行是为宣扬道德仁义，诸侯出行是为利益百姓，卿出国是受国君命令办大事的。若是为了游山玩水，享乐消费，这种行为本身就是违背道德仁义，损害百姓利益的，当然是在禁止之列。
原文中的“巡守”二字，在古代社会更有特殊的意义，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巡视、巡察。尧、舜、禹时期，有天子巡狩制，即天子对各地进行自上而下的巡察，巡视形式主要是天子亲自到各氏族、部落巡视，监督各氏族、部落首领按原始的习惯和全体氏族成员的意愿管理好公共事务。此后的夏、商、周三代均循此制。到了战国时期，又有了“巡行”、巡县制度，国君、相国、郡守都可以巡视地方。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也十分重视对地方进行视察，先后五次“巡行”。汉朝时，汉武帝创设了对地方监察的刺史制度，刺史定期巡察所辖的郡国，监察郡守、国相、诸王不法行为。清朝皇帝中，出巡最多的是康熙和乾隆。康熙说：“臣下之贤否，朕处深宫何由得知？缘朕不时巡行，凡经历之地，必咨询百姓，以是知之。”可见其出巡的目的主要是直接向老百姓了解臣下贤愚的。
说到古代的出巡，我们立刻会想到“鸣锣开道”的场景，而真正权威的出巡，则并非表现在这种威严的形式上，而是那种俏无声息的暗访。春秋战国时期，一些国君常常遣使暗中察访官吏、调查各级官吏有无越轨言行。此后各朝，均有一些帝王专门派遣重臣、亲信官员包括监察官员到各地进行公开或私下的巡视，以加强对地方的监察。这种担负监察任务的官员的出巡并非随意而行，而是有专门制度约束的，如汉代的《刺史六条问事》、隋代的《刺史巡察六条》、唐代《巡察六条》、明代《出巡相见礼仪》、《奏请差点》、《巡历事例》和御史回道考察法规等，都对他们的职责加以明确，对他们的言行加以规范。古代职掌巡察的监察机构，通常实行自上而下的垂直领导，只对皇帝一人负责，不受其他部门干扰，其权威性可见一斑。
中国共产党在继承古代监察制度成果的基础上，制定了符合时代特征的纪检监察制度，以便更好地确保党员干部廉洁从政。中共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后，中央巡视组勇于担责，恪尽职守，给全国人民交出了一份份令人振奋的答卷。这样的“出行”，让那些无益乃至有害的“出行”迅速收敛，可谓深得民心。
逢灾遇变 帝王何为
自然灾害在所难免，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当今时代，每逢重灾发生，领导干部必然一马当先奔赴一线，竭尽全力赈灾济民。与此同时，也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举国上下共渡难关。这是我中华民族历久弥新的优良传统。
那么，若在古代，帝王君主们又是如何作为的呢？
近读《群书治要》卷十三《汉书治要（一）》，看到书中记载多起当时发生灾难时汉朝帝王们的表现，矫正了自己年少时期对“封建帝王”的偏见。那时，由于对历史没有深入了解和研究，人云亦云，以为所有“封建帝王”都是自私残暴、草菅人命的，当大灾来临的时候，必定是更加冷酷地盘剥百姓，以确保他们能够花天酒地享乐不停，而对百姓的生死冷暖是全然不顾的。《汉书治要（一）》中记载的情形，却全然不是那个样子。概括起来，书中记载的帝王们都有如下表现。
恐惧戒慎，反省过失；选贤任能，弥补不足。书中记载，汉朝多代帝王都经历了灾变现象（当时的人们把日食也视为灾变），而每当遇到灾变现象，他们首先感到恐惧，尤其是对自己德行不足方面的恐惧。这一方面是由于当时科学技术不够发达，对自然现象认识、了解不够彻底，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不够强大；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从小受过良好的德行教育的缘故。所以，每当遇到灾变现象，他们首先不是怨天尤人，而是深刻反省，寻求对策。比如汉文帝、汉元帝、汉成帝在位期间均遇到日食，汉宣帝、汉元帝、汉成帝在位期间遭遇地震。每当这些灾变现象出现的时候，他们首先想到的是自己德行不够，下诏要求臣属思考并指出他们的过失，同时要求推荐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的人弥补他们的不足。
改过自新，体恤百姓；减负增效，共渡难关。书中记载，这些帝王通过自我反省或臣属提醒而发现自己的过失之后，都能立刻加以矫正，同时广泛采纳臣属意见，并及时安抚慰问百姓，减轻百姓负担，想方设法引导百姓渡过难关。比如汉文帝发现有些农民弃农经商导致衣食匮乏，便带领群臣亲自耕田，同时免除农民一半田租、赋税以鼓励发展农业；文帝六年四月大旱，蝗虫成灾，文帝下诏取消禁止农民开发山林湖泊的法令，简省官吏服饰、车马、器用之类，精简朝廷冗员，同时打开粮仓赈济灾民；汉景帝发现，一段时间粮食歉收民食不足的原因，在于有的官吏昏乱处事、掠夺百姓民脂民膏所致，于是对这些官吏严加惩处；汉宣帝发现粮食歉收后，在赈济灾民的同时，要求官吏减少膳食、少宰牲畜，要求乐府减少乐工，让其从事农业，要求官署令丞捐款捐物；地震发生后，汉宣帝下诏免收灾民租赋，整顿军队，将皇家园林借给贫民，禁止郡国修理整治离宫别馆，同时广举孝廉，废除重刑；在地震、火灾发生后，汉元帝下诏要求有关官员罄尽粮仓赈济灾民，赐民衣物，大赦天下，让被赦免的人从事农业生产，没有田地的借给田地，没有种子的贷给种子，同时撤除甘泉、建章宫的守卫，令其回乡务农，减去百官费用开支；汉成帝在遇到灾变之后，除了沿用先帝们的好做法外，还注重启用懂得农业生产规律的官员加强农业生产的督促、管理和开发工作。
从书中记载的这些帝王们的诏书的字里行间，我们能够感受到他们对于受灾百姓的那种爱民如子的真诚情怀，也能感受到他们严于律己的可贵情操。倘若让如今那些截留、挪用、贪污救灾款、扶贫款的腐败干部来读一读这些典籍，不知他们作何感想！
先有诸己 后求诸人
2012年11月15日上午，刚刚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后的习近平在与中外记者见面时说了一句通俗易懂的话 “打铁还需自身硬”。 2016年1月12日，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届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会上说，“打铁还需自身硬”是我们党的庄严承诺，全面从严治党是我们立下的军令状。2013年7月8日，习近平在中央军委专题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中说：“自己不检点，不清爽，不干净，让人家在背后指指点点的，怎么去要求人家啊？没法说，说了也没用啊！”
中共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正风肃纪，反腐惩恶，严明纪律，持之以恒纠正“四风”，促使党风民风向善向上；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一系列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发展理念、规划措施，各地正在开展的“大扶贫”民生行动等，使全国上下日渐呈现出一派民心归顺、正气高扬的喜人景象。这种景象的呈现，与执政党自身素质的提高，尤其是中央政治局的率先垂范密切相关。正如《群书治要》卷七《礼记治要·大学》中说的：“尧、舜帅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帅天下以暴，而民从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尧舜用仁爱统治天下，老百姓就跟随着仁爱；桀纣用凶暴统治天下，老百姓就跟随着凶暴。统治者的命令与自己的实际做法相反，老百姓是不会服从的。所以，品德高尚的，总是自己先做到。然后才要求别人做到；自己先不这样做，然后才要求别人不这样做。
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届中央纪委会第六次全会上指出：抓作风建设要返璞归真、固本培元，在加强党性修养的同时，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领导干部要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廉洁修身、廉洁齐家。《礼记·大学》讲的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其中写到：“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之所以说治理国家必须先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和家族，是因为不能管教好家人而能管教好别人的人，是没有的。“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其机如此。”一家仁爱，一国也会兴起仁爱；一家礼让，一国也会兴起礼让；一人贪婪暴戾，一国就会犯上作乱。其联系就是这样紧密。
对于全党全国来说，党中央是标杆。标杆虽然树立起来了，但是还需要各级各地自觉向标杆看齐。无数的事实证明，一级组织，一个地方，领导者自身素质不硬，作风不正，要想让这个组织的成员作风正派，这个地方的民风淳朴厚道，是很困难的。由于一些地方一些部门一度放松了对党员干部的管理，对不良风气的约束，导致不正之风乃至低俗腐败之风在那些地方那些部门成为“常态”。虽然中央作出了表率，各级作出了要求，但是，如果地方、部门的领导者不向中央看齐，仍旧我行我素，甚至胆大妄为，对抗中央，仅凭中央的示范作用，是难以让如此庞大的党员干部队伍真正成为人民的主心骨和引领者的，更不能指望通过他们的行为引导民风进一步向善向上。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启用纪律乃至法律。本着“纪在法前”的原则，《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也明确提出了“廉洁修身”、“廉洁齐家”的要求。
有诸己而后求诸人，古今同然；“被求”者主动看齐，理所应当。
万方有罪 罪在朕躬
如果你是父亲，当孩子犯错的时候，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孩子不学好？妻子没教好？老师不负责？社会环境差？如果你是企业老板、单位或地方领导，当你的员工、市民犯罪的时候，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处罚员工？惩处罪犯？追究下属和分管领导的责任？遇到问题，总是把责任推给别人，总是先想惩罚别人，而不是真心诚意地反省自己，平心静气地分析原因，寻找对策，这是很多人的习惯性反应。那么，我们的古圣先贤是怎样的态度呢？
《群书治要》卷二《尚书治要》中有这样一段记载：汤王战胜夏桀后回到亳邑，召告天下说：夏王灭弃道德滥用威刑，向你们万方百姓施行虐政。我奉行天命，不敢宽宥夏桀的罪行。上天使我和睦安定你们的国家。凡我建立的诸侯，不要施行非法，不要追求安乐；要各自遵守常法，以接受上天的福禄。“尔有善，朕弗敢蔽；罪当朕躬，弗敢自赦，惟简在上帝之心。其尔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无以尔万方。”你们有善行，我不敢掩盖；罪过在我自身，我不敢自己宽恕，因为这些都在上帝心里。你们万方有过失，原因都在于我；我有过失，不会连及你们万方诸侯。这里，汤王是有言在先，告诫诸侯不施非法，遵守常法，然后表明态度，自己若犯罪过，不但自己承担，不连累别人，而且他所管辖地方人民所犯罪过，也把责任归在自己身上。这种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胸襟态度，怎能不让人感动？感受到汤王如此的仁厚胸襟，人们怎能不自觉遵守法纪拥护汤王呢？
《尚书治要》中还有一段记载，伊尹说过：我如果不能使君王成为尧舜一样的君主，我就感到内心惭愧羞耻，就好象被拉到街市鞭打一样。如果有一个人没有得到妥善安置，就是我的罪过。伊尹这种自觉承担责任的态度，让高宗的大臣传说敬佩不已，生怕自己赶不上伊尹，这种人格的魅力多大！《群书治要》卷三十七《孟子治要》曰：“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诗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孟子说：爱别人却得不到别人的亲近，那就应反问自己的仁爱是否不够；管理别人却不能够管理好，那就应反问自己的管理才智是否有问题；礼貌待人却得不到别人相应的礼貌，那就应反问自己的礼貌是否到家——凡是行为得不到预期的效果，都应该反过来检查自己，自身行为端正了，天下的人自然就会归服。《诗经》说：长久地与天命相配合，自己寻求更多的幸福。
“万方有罪，罪在朕躬”，“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这就是古圣先贤对人对事的态度。在尧帝、舜帝、汤王他们看来，人民有问题，罪过都在自己。为什么？因为自己没有把人民教育好、管理好，没有足够的德行感化百姓。人们常说，量大福大，正是因为他们有这么大的心量，才给他们自己和他们管理的国家人民带来足够的幸福。作为一国之君如此，作为一个地方或企业的领导，一个家庭的家长，乃至每一个具体的人，如果都能有这样的心量和气度，都能用这样的态度和方法来修身，就一定能够不断发现自己的不足和错误，并在弥补不足、纠正错误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和提升自己的品格与能力，不仅让自己得益，也让跟自己相关的其他人得益。倘若人人都能本着“反求诸己”的态度来待人处事，整个社会的冲突就会消失，人与人的关系就会更加和谐和睦。
从政须知 “五美四恶”
公务员考试，是多年来最受青睐最受关注的择业考试之一。按理说，国家公务员队伍，并不是一般的职业队伍，它的职责是从政。从政需要的不仅仅是知识积累，更需要理想抱负和综合素养，考试设计中也有行政综合能力测试的内容。报考公务员的考生，或者正在从事公务工作的人们，就不能仅仅把公务员岗位当作一种简单的职业岗位，而应明白这是一种崇高的公共事业平台。在这样的平台工作，需要有与众不同的素质与境界。
那么，传统文化中对于从政者有没有特殊的素质要求？这些要求对今天从事公务工作的人们有没有启迪作用呢？不仅有，而且多，启迪作用会不小。比如《群书治要》卷九《论语治要》中写到的关于“五美四恶”的要求。
《论语》中写到：子张问孔子：“怎样才可以从政呢？”孔子说：“尊重五种美德，排除四种恶事，就可以从政了。”子张问：“五种美德是什么？”孔子说：“君子为政，给百姓以恩惠而不耗费财力；组织百姓劳作而不使他们产生怨恨；有所追求而不贪图财利；内心安泰而不傲慢；有威仪威严而不让人感到凶猛。”（“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子张说：“怎样做才能给百姓以恩惠而不耗费财力呢？”孔子说：“让百姓们去做对他们有利的事，这不就是给百姓以恩惠而不耗费财力吗？选择可以让百姓劳作的时间和事情让百姓去做。这又有谁会怨恨呢？自己所追求的是仁德，想要仁就得到了仁，还有什么可贪的呢？君子对人，无论多少，势力大小，都不怠慢他们，不就可以心中安泰而不傲慢了吗？君子衣冠整齐，目不邪视，使人见了就生敬畏之心，这不就有威仪，显得威严而又不让人感到凶猛了吗？”（“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张问：“什么叫四种恶事呢？”孔子说：“不事先教化民众，民众犯罪就加以杀戮叫做虐；事先不加告诫便要求立马成功叫做暴；政令发布很慢，却限期紧急要求完成，叫做贼害民众；好比说要给人财物，出手的时候却又吝啬，叫做小气。”（“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
从这一段记载我们看到，孔子眼中合格的从政者，是依靠智慧，利用事物发展规律和自然规律，制定和运用政策，引导百姓创造财富获得利益，从而让老百姓获得恩惠的，而不是自己掏钱让老百姓感受到你对他们有恩；从政者组织老百姓出工出力不能靠强迫命令，不是凭自己的主观愿望让老百姓做事，而是要尊重客观条件和百姓意愿去做，这样百姓才没有怨言；从政者不能把权力地位财富作为追求目标，而应追求仁义道德，这样才可以防止贪污腐败；从政者虽然有权势有地位，但是不能耍威风，而应以自己的内在修养和外在庄重，以平等的爱心来赢得民众的信服。要时刻把老百姓的利益、感受放在心上，处处体谅民众的处境。有人犯罪了，不是简单惩处了事，而要反省自己尽到教化的责任没有？给下属、民众安排任务，发布政令，要考虑下属的承担、承受能力和具体情况，不能让他们感到压力过重。
从这里，我们感悟到，从政者，如今的公务员，不仅仅应该有知识有能力，更为重要的是，得有智慧、有爱心、有操守、有威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