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天下篇
163.止戈为武 志在太平
164.驱邪禳灾 重在心愿
165.事莫过头 以防灾殃
止戈为武 志在太平
传统中国一向以礼仪之邦闻名天下，中国人最大的性格特征是温文尔雅、亲近平和。但当代不少外国人对中国人印象最深的却是舞拳弄棒、你争我斗，功夫、武术等英文词汇都是汉语音译而成的。似乎中华民族是一个好斗的民族，这种错觉甚至延伸到高层人物的观念当中，致使他们对中国产生了严重的偏见，见到中国逐渐强大起来，国际上甚至出现中国威胁的论调。
这种错觉的产生，源于世界对中华文化的陌生与误解。这种陌生与误解，也是由于我们自己在对外宣传中没有准确传播好中国精神导致的。出于商业目的的武打影片、武术表演等等，在某种程度上歪曲了中国人的国际形象。
深入中华文化典籍，我们的确可以看到不少关于武备、武功、武术之类的内容，但是后人很少对其精神实质加以考究，更没有正确传播这种精神实质。今天提起这个“武”字，人们习惯联想起来的词汇便是武打、武器、武斗之类，基本上都与暴力相关。对于这个“武”字的本义，却并不了解。关于这个“武”字，《群书治要》卷五《春秋左氏传治要》（中）里有两句话：“夫文，止戈为武。”“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意思是说，从文字上看，止戈二字相合为武。武功，是用来禁止暴乱、止息战争、保持强大、巩固功业、安定百姓、调和大众、丰富财物的。书中记载这一段文字前后的背景是这样的：鲁宣公十二年六月十五日，楚军的辎重到达邲地，潘党建议君王建筑军营，收集晋国人的尸首建立一个大坟堆，以为京观，显示武功，昭示子孙。楚庄王对其解释了“武”和“武功”的本义，并以周武王战胜商朝后作《周颂》的先例作为佐证。他说，武功有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七种美德，如果我让两国士兵暴露尸骨，这是暴行；显耀武力威胁诸侯，战争就不能停息；施行强暴而不能息战，怎能保持强大？晋国虽然战败但国家还在，如何能够巩固功业？所违背百姓的愿望还很多，百姓如何能够安定？没有德行而勉强和诸侯相争，用什么调和大众？乘人之危以自利，趁人之乱以自安，如何能丰富财物？我对晋国用兵却没有一项武功美德，用什么来昭示子孙后代？用武不是我追求的功业。古代圣明的君王征伐不尊王命的君王，抓住凶恶之人杀掉埋葬，诛杀后聚集其尸垒成高坟，这样才有了京观以惩戒罪恶。现在并不能明确指出晋国的罪恶在哪里，士卒都尽忠为执行国君的命令而死，难道能建造京观来惩戒吗？楚庄王说完，就在黄河边上祭祀了河神，修建了先君的神庙，报告战争胜利，然后回国。
我们看到中国历史上也发生过不少内部战争，尤其是战国时期战事特多。但战争的目的并非为了抢夺疆土，而是为了惩治不义、伸张正义、安定百姓的，而且中国从古自今没有侵略别国的先例。正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所说，中国自古就提出了“国虽大，好战必亡”的箴言；“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化干戈为玉帛”、“国泰民安”、“睦邻友邦”、“天下太平”、“天下大同”等理念世代相传。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习近平主席已向世界宣布：“中国的发展绝不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我们绝不做损人利己、以邻为壑的事情。我们将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义出发，贡献处理当代国际关系的中国智慧，贡献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为人类社会应对21世纪的各种挑战作出自己的贡献。”
驱邪禳灾 重在心愿
驱邪禳灾的活动，古今中外都不少见。哪怕是科学昌明的今天，这样的活动也未绝迹，甚至有人将这类活动贴上“传统文化”的标签，利用人们趋吉避凶的心理，乱做“法事”骗取钱财。
深入古代典籍，我们的确能看到类似活动的记录。这些活动还有专门的官员（祝官、史官）来主管和实施，参与者甚至包括皇帝在内。但仔细研读以后，我们便会发现，那些官员所做的祭祀、祝祷活动，跟一般人的迷信活动有着本质的区别。他们对于天地鬼神与人的吉凶祸福关系的认识，不但不迷信，而且很睿智。从《群书治要》卷六《春秋左氏传治要》（下）中的两则记载中，就可见一斑。
其中一则记载的大意是：鲁昭公二十年，齐景公患了疟疾，一年没有痊愈。梁丘据和裔款认为官员们事奉鬼神比先君还殷勤，却不能让齐景公的病康复，这是祝、史的罪过，建议诛戮祝固、史嚚。齐景公将此事告诉晏子。晏子说：“如果是有德行的君主，国家和宫里的事情都没有荒废，上下没有怨恨，举动没有违背礼仪的事，他的祝、史向鬼神陈述实情，就问心无愧。鬼神享用祭品，国家受到鬼神所降的福禄，祝、史也有一份。他们能够繁衍有福、健康长寿，是因为他们是诚实的国君的使者，他们的话忠诚信实。如果他们碰上放纵的国君，里外偏颇邪恶，上下怨恨嫉妒，举动邪僻背理，放纵欲望满足私心，高台深池，奏乐歌舞，砍伐民力，掠夺百姓的积蓄，以这些行为铸成过错，而不体恤后代，暴虐放纵，随意行动没有法度，无所顾忌，不考虑怨谤，不害怕鬼神。天怒人怨，在心里还不肯改悔。他的祝、史陈说实情，这是报告国君的罪过。他们掩盖过错、专谈好事，这是虚诈欺骗，真假都不能陈述，只好陈述不相干的空话来向鬼神讨好，所以鬼神不享用他们国家的祭品，还让它发生祸难，祝、史也有一份。他们所以夭折患病，是因为他们是暴虐的国君的使者，他们的话对鬼神欺诈轻侮。”齐景公说：“那么怎么办？”晏子在陈述了当时国内民怨沸腾的现状后说：“虽然祝史善于祝祷，难道能胜过亿兆人的诅咒？君王如果要诛戮祝、史，只有修养德行然后才可以。”于是齐景公让官吏放宽政令，毁掉关卡，废除禁令，减轻赋税，免除对官府所欠的债务。另一段记载的大意是：鲁昭公二十六年，齐国出现彗星，齐景公派人祭祀消灾。晏子说：“没用的，只是欺骗自己而已。天道不可怀疑，没有差错，怎么能去祭祷？而且上天有彗星，是用来清除污秽的。君王没有污秽的德行，又祭祷什么？如果德行污秽，祭祷又能减轻什么？《诗》说：‘这个文王，恭敬谨慎。勤勉地事奉天帝，以德行感受福禄。他的德行不违背天命人伦，所以四方之国都来归附。’君王没有违德的事，四方的国家将会前来归附，何必怕有彗星？……”齐景公很高兴，就停止了祭祷。
由以上两则记载我们看出，即使在相信天地鬼神的古人看来，人类的吉凶祸福，也不是由天地鬼神决定，而是由人的德行决定的。所以，真要想趋吉避凶，只有真心诚意修养德行。当今时代，人们不再相信天地鬼神，如果能够自觉遵守道义、尊重科学、修养德行，自然可以减少灾祸，增长福报。倘若天不怕地不怕，一意孤行，多行不义，天长日久，也会灾祸临身，即使耗尽钱财请人驱邪，求人禳灾，也是徒劳无益。
事莫过头 以防灾殃
时不时看到类似的新闻：一向听话乖巧的孩子，却突然犯下弑父杀母的大罪；本来懦弱善良的女子，却干下了杀夫灭子的恶行；长期无怨无悔的员工，却突然做出不辞而别的举动……看到这种新闻的时候，人们在震惊之余，常以“伪善” “可恶”来评价当事之人，以“知人知面不知心”来提醒人防范。然而，详细深入地了解案情、事情背后的真相以后，你会发现，这种评价未必客观，这种态度未必明智。因为，其中不少人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做出如此行为的。
类似的情形，古今中外都不少见，然而智慧之人则会提前“预知”，及时防范。《群书治要》卷十《孔子家语治要》中的一段故事，就是一个例证：鲁定公问颜回：“你也听说过东野毕善于驾车的事吗？”颜回答道：“他确实善于驾车，不过他的马会跑掉。”鲁定公听了很不高兴，对身边人说：“君子中竟然也有骗人的人。”三天以后，养马的人来报：“东野毕的马跑了。”鲁定公立刻让人驾车去把颜回接来，问他是怎么知道的。颜回说：“我是从政事经验中知道的。从前舜帝善于利用民力，造父善于御马驾车。舜帝不用尽民力，造父不用尽马力，因此舜帝时代没有流民，造父的马也没走失的。现在东野毕驾车，经历险峻长途奔跑，马的力气已经耗尽，然而他还要让马不停地奔跑。从此我就知道马一定会走失。”鲁定公说：“说得好！有意义！能不能再讲讲？”颜回说：“我听说，鸟急了会啄人，兽急了会抓人，人走投无路则会诈骗，马筋疲力尽则会逃走。从古至今，没有使手下人陷入困穷而他自己不遭遇危险的。”
作为父母、夫妻也好，作为老板、领导也罢，总希望自己的子女配偶、员工下级老实听话，且不断地把自己的要求指令强加给对方，却不顾及、体谅对方的承受能力、寒热温凉；有的人甚至采取这样的态度：对方越是老实听话、懦弱善良，越是不断地给人家派任务、加压力，表面上夸奖赏识，实质上无情榨取。短时间内，这些人还能承受的时候，尚且可以维持；一旦超过限度，忍无可忍，他们就会设法自救。为了维持关系、求得生存，有的会采取虚假手段加以应付，有的会做出逃离选择离开对方。发现这种情况，作为主动的一方，如果能够及时反省自己，认识到这是因为自己太过自私、太过强势导致的，且能及时向对方进行忏悔，并改进态度，真诚沟通，并及时减轻自己给予对方的压力，或许就能顺利化解。相反，如果立刻暴跳如雷，严加惩戒，得理不饶人，非把对方逼到墙角不能动弹，甚至乘此机会大发淫威，发泄私愤，其结果自然是“鸟急咬人”，“逼善成恶”，后果必然不堪设想！当然，如果一个人真正遇到那种自私、冷漠且强势之人，也无需强制隐忍，最好不卑不亢地与之正常沟通。如果沟通无效，包容不了，选择理性离开未尝不可。千万不要情绪失控，做出触犯法律的痛心之事来！
现实生活中，“逼善成恶”的事例毕竟不多。但是，为了一己私利而不顾他人感受的大有人在。如果只是个人行为，影响倒也有限，如果企业老板、单位领导也是东野毕的那种做派，即便你有夺天的本事，也难以获得真正的拥戴，且有可能招致灾祸临头。那些肆意拖欠民工工资导致绑架报复的，那些任意榨取工人劳动导致员工跳楼的，他们自己或者他们的企业，几个有好下场的？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当今中国虽然已经推翻了剥削阶级的统治，但是毛泽东同志的这句话仍然是不变的真理。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人，永远都会担当起维护公平正义的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