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天下篇
178.和而不同 共享太平
179.求同存异 共生共荣
180.不图富有 但求平安
和而不同 共享太平
中华民族是一个崇尚和谐的民族，“以和为贵”是中国文化的根本特征和基本价值取向。如何实现和谐呢？是否只有“铁板一块，千人一腔”才能达到和谐？
在不少人的印象中，传统中国，就整个国家来说，都是皇上一人说了算；就一个地方和家庭来说，则是地方长官和家长说了算。上面说一，下面不能说二；上面说是白，下面不能说是黑。不管对错，下级服从上级；晚辈服从长辈，那是绝对不容含糊的。而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看到，一些人为了维护所谓的和谐局面，或者为了避免得罪人，总是简单附和上级或他人意见，而不能坚持正确的主张。有人认为，这是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导致的。读过《群书治要》，我们便明白，在真正的传统文化观念里，“以和为贵”并非不讲原则，“和而不同”才是真实智慧。
《群书治要》卷九《论语治要》中写道：“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指在为人处世方面，正确的方法应该是既坚持原则又不排斥不同意见，在相互争论辩解中达成共识。而在《群书治要》卷六《春秋左氏传》（下）中，这一原则直接表现在处理君臣关系中：齐景公从打猎的地方回来，晏子在遄台侍候，梁丘据驱车来到。齐景公说：“惟有据与我和谐啊！”晏子回答说：“据也只不过是一直保持意见跟您相同而已，哪里说得上和谐？”齐景公说：“和跟同不一样吗？”晏子回答说：“不一样。和谐好像做羹汤，用水、火、醋、酱、盐、梅来烹调鱼和肉，用柴禾烧煮，厨工加以调和，使味道适中，味道太淡就增加调料，味道太浓就加水冲淡。君子喝汤，内心平静。君臣之间也是这样。国君所认为行而其中有不行的，臣下指出它的不行的而使行的部分更加完备。国君所认为不行而其中有行的，臣下指出它的行的部分而去掉它的不行，因此政事平和而不肯违背礼仪，百姓没有争夺之心……现在据不是这样。国君认为行的，据也认为行。国君认为不行的，据也认为不行。如同用清水去调剂清水，谁能吃它呢？”
在中国古代，“和而不同”也是处理不同学术思想派别、不同文化之间关系的重要原则，是学术文化发展的动力、途径和基本规律。从哲学意义上理解，“和”即统一，和谐，它是抽象的，内在的；“不同”是具体的，外在的。容“不同”，才能达到“和”的境界。现实中，“和而不同”就是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不强求一致，承认、包容乃至尊重差异，以达共存共荣。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和而不同”的观念仍然显示出强大的生命活力。我们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本质上是“和而不同”的社会，和谐世界的目标也只有在“和而不同”的前提下才能构建成功。国际关系中的“和”，是指在国际交往中，国家之间的共同理念和共同利益，比如和平与发展，这是世界各国人民共同热爱和渴望的；“不同”是指世界各国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比如，不同的社会制度、发展道路、发展程度和文化背景等。国与国在尊重各国之间“不同”的基础上，寻求、塑造和扩展国家之间的共同理念和共同利益，通过“和而不同”扩大和深化国际合作，便可获得“双赢”和“多赢”。因此，2014年6月28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演讲中说，中华民族历来崇尚“和为贵”、“和而不同”、“协和万邦”、“兼爱非攻”等理念。“合则强，孤则弱。”合作共赢应该成为各国处理国际事务的基本政策取向。
求同存异 共生共荣
曾几何时，一说到传统文化，有人立刻就想到封闭专制，说正是因为传统文化这种封闭专制的特点才导致中国发展缓慢，缺乏生机与活力。真正深入经典，我们便会发现，传统文化中包容开放的观念由来已久。《群书治要》卷一《周易治要》中睽卦的内容就强调了这种观念。
“象曰，上火下泽，睽，君子以同而异。同于通理，异于职事。”《象传》中说，上为火而下有泽，两相背离，这是睽卦的象征。看到这个卦象，君子处世应该求同存异，保持自己的个性和特色。认同共通的道理，各自做好自己的事情。“彖曰，睽，火动于上，泽动而下，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万物睽而其事类也，睽之时用大矣哉！”睽卦火起而升腾向上，水动而流泻向下，天与地一高一低，两相对立，但其化育万物的事是相同的；男与女，一刚一柔，秉性不同，但其成家理事的心意是相通的；世间万物，各具风姿，特性各异，但其发展变化的规律是类似的。睽卦异中有同，同中有异，异同并存的施用范围是很大的。
由此我们看出，中华传统文化从来都是实事求是、尊重规律的，其辨证思维和灵活处事的水平令人叹服。就拿上面这段内容来说，首先是基于对自然现象的观察，看到万事万物各有特点、共生共荣的特性；然后延伸到社会领域，阐明人与人相处，也应遵循自然规律，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处世待人。
求同存异，同的是共通的道理，共同的目标，共同的愿望，异的是不同的表象、不同的方式、不同的特点等。比如就一个家庭来说，家和万事兴，这是共通的道理，家庭幸福、家业兴旺、家道光大，这是共同的目标和愿望，至于每个家庭成员各自的性格特征、身份职业、兴趣爱好等等都不相同，理应尊重和包容；就一个国家来说，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国家富强是共同的目标和愿望，有利于实现这些目标愿望的行动纲领、法律制度等是共通的原则，而在这些共同目标、愿望、原则的前提下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种种各不相同的表现和实现方式，则是允许存在的。
求同存异的态度，既能保持人际和谐，又能促进社会发展，还能展现自然与社会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这种求同存异的原则与方法，可以广泛适用于小到个人、大到国家的广阔范围。人与人之间、团体与团体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如果能够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去对待和处理彼此之间的关系，就一定可以避免很多无谓的争端，形成和谐的局面。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处理国际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改革开放时期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的治国主张，都有一个求同存异的原则与方法作为基础和手段。通过专制与高压的手段实现的和谐，是表面和暂时的和谐，是死水一潭、缺乏生机的和谐，因为这种手段悖逆客观现实，违背客观规律，缺乏尊重与包容，表面的和谐表象下面隐藏着忤逆和对抗的种子，当那种被强行压制的种子发芽成长到一定程度，必然引发强烈的破坏行为；而只有在求同存异前提下形成的和谐，才是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和谐。
求同存异建和谐，既是古人的智慧，也是今人的目标。
不图富有 但求平安
摔碎“铁饭碗”，打破“大锅饭”，破除平均主义，拉开收入档次，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改革初期，这样的口号喊得很响。每当“改革”不力，有人阻挠，有人就会把“不患寡而患不均”这样的“封建落后思想”拿出来批判一通。那时候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保守、落后的平均主义。读过《群书治要》卷九《论语治要》原文后，才知道我们对这句话的理解并不准确。
《论语》的原文是：“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意思是说：我听说，对于拥有邦国的诸侯和拥有世家的大夫，不怕土地少人口稀，就怕不公平；不怕贫穷，就怕人心不安。所以政教公平，也就没有贫穷存在；社会和谐，前来归附的人就不会少；人心安定了，邦国和世家也就没有倾覆的危险了。如果这样远方的人还不归服，就要通过修养仁义道德来感化感召他们；已经来了，就让他们安心住下去。
由此看来，这一段话的意思并非提倡简单的平均主义，而是倡导公平正义、富强民主、和谐平安的。上世纪改革之初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目的，是要让先富者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也就是说还是着眼于“均贫富”，而不是搞“两极分化”的。
一段时期以来，中国社会的确出现了“两极分化”的现象。回顾起来，凡是“两极分化”现象严重的单位、企业、地区，人心都不大稳定，社会矛盾都是比较多的。尤其是那些凭借职权、依靠垄断导致的收入差距拉大的现象，常常导致民怨沸腾。这些，都是一些人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理解不透、落实走样所导致的。用这样的心智去理解传统文化经典，同样导致对经典的误读和错解。
仔细品读《论语》中的这一段话，笔者认为，这跟我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理念不仅不矛盾，而且是相一致的，跟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乃至于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也是不矛盾的。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中，协调、共享，就是要解决“不均”问题的，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则可以同时解决“不均”“不安”的问题。
解决“不均”“不安”的问题，国家层面自有总体的设计和部署，各个地方、各个单位、各个企业，乃至于家族、家庭，也当树立和培养“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的意识。发展水平高的地方，积极主动地帮助、扶持发展水平低的地方；经济收入高的单位、企业乃至个人，热情主动地参与扶贫济困的善举；家族、家庭中出于亲情的缘故，也相互搀扶，互帮互助；而发展缓慢和收入较低的地方、个人积极进取，同时把注意力集中到让自己“心安”上，不为自己的暂时缓慢与落后而心浮气躁甚至牢骚满腹。如此这般，各个层面都行动起来，从消除贫困入手，从追求心安入手，久久行之，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现象就会得到缓解乃至彻底解决，心浮气躁、民怨沸腾的现象就会越来越少，人心就会越来越安定，社会就会越来越和谐。再加上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推动道德实践，我们这个国家民族的凝聚力、吸引力、影响力就会越来越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