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危机的四种成因

    近三十年余来，特别是近二十年余来，中国社会的道德状况呈加速下降的趋势，这似乎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人们的普遍感觉与共识是，道德溃败，世风日下，已经变成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时时危害和处处折磨着生活在当今时代的每一位中国人，并且眼前丝毫也看不到走出困境的希望。
　　更为糟糕和不幸的是，社会道德状况全面恶化继续发展的结果，已经并正在越来越频繁和广泛地进而击溃道德底线，以致达到令人无法忍受的地步，可悲地使大陆人民被弃置于广漠的道德废墟上，面临深陷丛林社会的危险。面对这种空前严峻的道德局面，每位社会成员或者随之沉沦与堕落，或者因之呻吟与挣扎，几乎无人幸免于难。这种社会局面，不知究竟伊于胡底，不知何时才是尽头。
　　这种情况，如果不是一个社会已经发生道德危机的现实标志，又是什么？
　　在道德溃败已经变成一种严重的时代病的社会条件下，探求走出道德危机的出路，其前提显然是找到造成道德危机的社会根源。这无疑是一个复杂的课题，求得其答案绝非一人之力可及，有赖于众多有识之士的关注与努力。在这个问题上，我以为，至少存在如下四个方面的因素，值得人们注意和思考。
　　一是政治性因素。政治败坏不仅属于道德败坏的主要源头，而且是道德败坏的首要源头。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又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再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董仲舒云：“夫上之化下，下之从上，犹泥之在钧，唯甄者之所为；犹金之在熔，唯冶者之所铸。”又云：“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四方。”常言道：“上梁不正下梁歪。”还有：“上行下效。”这些笔诸经史的名言，以及口耳相传的俚语，表明无论是古人还是大众，其实早已认识到这个朴素的社会真理。显然，不论政府官员，还是公职人员，对于扮演道德表率，引领社会道德风尚，都具有直接的和重要的示范作用，不可轻忽。这属于古今公认的一个社会原理，即使在西方文明社会也同样成立。试看在政教分离的现代西方国家，那里对政府官员或公职人员的道德标准要求，也明显高于居于其他普通职位的公民，就是源自同一个道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对于一个缺乏独立于世俗权力的宗教性道德权威、因而道德教化职责往往被迫主要依赖于世俗权力的社会来说，包括各级政府官员在内的大大小小的从政者--古称“牧民”的“肉食者”--势必对道德建设负有特殊的责任。在这样的社会里，一旦这一群体本身已经发生大面积腐化，普遍存在严重的失德、败德问题，影响必然极其恶劣，其对其他社会成员的道德信念造成的危害将是巨大的，其对整个社会的道德状况带来的破坏将是灾难性的。这种情况属于示范效应。
　　二是经济性因素。在古代农业社会，由于受传统技术条件限制，生产水平较低，物质财富的创造能力不足，适应这种生存资源匮乏的历史状况，在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道德哲学与道德信条，在本质上往往属于禁欲主义性质的，即抑制消费与享乐欲望，乃至压抑基本生理需求。这种情况不独以古代中国社会为然，但在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传统中表现得特别突出。即便历史进入上世纪中叶之后，由于中国大陆推行某种集体主义的经济生产制度及相应的生活方式，一种事实上属于禁欲主义性质的价值观继续被广泛地植入国民的头脑和意识之中，直到上世纪90年代之后，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国家经济制度目标被确立下来为止。在此之后，逐利的本能和欲望的闸门骤然洞开了。这本身并非有害的现象，而且属于合乎人性的解放。问题在于，由于在中国社会生活与文化传统中，可以发挥强烈约束力的精神信仰与道德信念付诸阙如，众人本来就相当脆弱、很不坚牢的道德防线，难以经受住被刺激得日益高涨的逐利欲望的冲击与腐蚀，结果纷纷沦为利欲的俘虏，在财富的利诱下变成赤裸裸的市侩、市井之徒或势力小人，公然连基本的道德准则也弃之不顾，甚至为满足贪欲不惜以身试法，铤而走险，其手法简直无所不用其极，其卑劣无耻堪称无以复加。其结果，大大增加了经济活动的交易成本与社会管理成本，无法顺利地建立起健康的市场经济秩序，最终不仅对自身尽快实现致富目标、改善生存的物质处境构成了巨大的妨碍，徒然在追逐财富的征途上受尽贪欲的折磨与煎熬，而且在社会上引发了一场全面的道德灾难。但我们不要片面地认识问题，重复历史上道学家们曾经犯下的错误，把由此招致的道德灾难，完全归咎于没有继续倡导禁欲主义的价值观念。问题的产生，不在于欲望这个魔鬼被贸然释放了出来，而在于我们固有的道德秩序存在结构性的缺陷，道德防线很不牢固，根本无力抵挡、引导、规范、制约和控制种种蠢蠢欲动的卑劣情欲发起的猛烈冲击，致使今天国人可悲地陷于这种道德防线全面失守的历史性的社会困境。由此可见，以追求利益为动力引擎的市场经济秩序，只有基于某种其道德效力植根于牢固的信仰型态的社会中，才能顺畅地建立并健康地运转，否则不仅难于建立起良好的市场经济秩序，反而促使这个社会中原有的道德状况急转直下。这种情况属于信仰要素匮乏效应。
　　三是法律性因素。人性的一个普遍表现是，人如果在其生活环境中屡次受到不公正对待，并且总是很难找到使他讨还公正的途径，他就会习于以不公正的方式对待别人，不再费心思去认真区别不公正行为的施加者、受害者或无关者。要求一个时时或处处受到不公正伤害的人，在其往后的处世之道中，对他人仍然持以公正，总是很困难的，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除非他能找到某种赖以凭借的强大的精神支柱。这是不公正处境的传导效应。因此，一个国家的政治法律制度，如果不能为其社会成员提供及时、有效和充分的公正与公道，以保障人权，维护自由，保护财产，而听任其基本权利遭到肆意侵害或无端践踏，无论这些危害是来自官方的还是来自个人的，那就必然促使不公正行为的受害者，不再寻求或指望获得来自现存法律制度给予的庇护，转而采取与加害人同样的手段或方式，去对待别人，或者寻求心理补偿，或者满足报复欲望。而一旦那些在其日常社会活动中缺乏足够意愿继续遵循道德准则行事的民众在数量上达到一定规模，其结果势必在社会上造成连锁反应，最终造成普遍的道德沦丧。所谓坏制度使好人变坏，此之谓也。这种情况属于传导效应。
　　四是文化性因素。这主要表现于宗教信仰方面。在一个宗教性的社会里，宗教因素尤其是宗教的道德因素往往构成社会道德的核心成分。一个人如果生活于信奉佛教的社会里，轮回观念可能作用于他，因此，当他发现社会中充斥了不公不义，并且不公不义加诸其身的时候，即使在现世中不再对讨回公道抱有希望，他也不会自甘堕落，转而加入不道德者的行列，因为轮回观念制止了他出现这种念头，他相信善恶报应不爽，从而维持了心理平衡，并因此避免社会出现大面积的道德陷落。同理，一个人如果生活于信奉基督教的社会里，天堂地狱观念，以及末日审判观念可能作用于他，因此，当他发现社会中充斥了不公不义，并且不公不义加诸其身的时候，即使在现世中不再对讨回公道抱有希望，他也不会自甘堕落，转而加入不道德者的行列，因为末日审判与天堂地狱观念制止了他去那样做。他相信那些不道德的人不会有好下场，因为有末日审判在那儿等着，届时必将被罚下地狱，而他仍以坚持道德原则为荣，届时将会升入天堂。这种精神信仰与道德信念，有助于他维持心理平衡与心理健康。由于他拒绝同流合污，坚持洁身自好，他能够努力使自己免受他人影响而抛弃道德原则，加入那些不道德者的行列，壮大那些不道德者的队伍。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一个人如果生活于宗教信仰匮乏、精神无所皈依的社会中，那他就很容易变得肆无忌惮和无所顾忌。如果别人遵守道德规范行事，他可以效法，而当他在这样做时，并非受到某种精神信仰的支配，乃是出于从众的习性；而一旦他发现别人开始对他不公正，不讲道德，他会起而效尤，迅速抛弃先前所接受的道德准则，而这时候，没有任何心理、思想或观念等方面的禁忌能够对他的行为构成约束。其结果，最终必然在一个社会中造成道德防线的全面失守。这种情况属于连锁反应。
　　以上简述了促使当今社会发生道德危机的四种成因。征诸历史，社会道德秩序溃败的现象，可谓古已有之，于今为烈。每到王朝末期，朝野上下都会出现严重的道德病症，鲜有例外。因此，道德危机的发生，既可视为社会危机发生的前兆，也可视为社会危机发生的因由。还可以进一步说，根据道德溃败在很大程度上缘于公正匮乏的现实处境使然这一社会原理，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促使大众投身于旨在推翻某种不公正秩序的暴力活动的行为动机，往往发自天然的正义感或出自渴求公正的本性，因此，其过程有助于维护参与者心中的道德信念，其结果有益于重塑社会的道德秩序。这也是所谓“造反有理”论的道德心理基础。而从历史上看，这种周期性爆发的社会政治秩序更易方式，确实也发挥了突破道德困境、使破败不堪的道德秩序获得修复的作用。至于如此解决方式所付出的社会代价如何，那是另一个问题。无论如何，它是中国社会内部发生自我调整的一种机制，也是一个民族迄今得以生存延续的特殊方式。对此历史表现，我们必须正视，否则就是自欺欺人。而道德秩序的这一历史重建过程一旦遭到强力遏制，那就只能出现道德溃败现象愈演愈烈的社会局面。对此现实后果，我们也必须正视，否则也是自欺欺人。
　　在这个问题上，朱熹可谓富有见地。《朱子语类》卷一：“问：‘自开辟以来，至今未万年，不知已前如何？’曰‘已前亦须如此一番明白来。’又问：‘天地会坏否？’曰‘不会坏。只是相将人无道极了，便一齐打合，混沌一番，人物都尽，又重新起。’”生活于八百年前的这位理学家，根据其对历史的观察与思考所得出的这个沉痛结论，虽然有失之悲观之嫌，但其表现出的历史洞察力不容否认。对中国社会来说，这可能不仅是解决物质性生存困境的现实途径，可能也是解决道德性生存困境的现实途径。在可望找到避免这种残酷的生存之道之前，我既无资格对这种社会演化机制作出道德上的评价，也无能力对跳出这个历史陷阱提出有效的替代方案，只能保持一种态度：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