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国篇
111.君仁臣忠 各守本分
112.合力治国 同走正道
113.上下和顺 共图大治
114.为政之道 贵在得人
115.用贤顺民 取胜之道
君仁臣忠 各守本分
说到“君”，人们马上会想到国君、皇帝；说到“臣”，就会想到伴随国君、皇帝的“臣属”。说到“君臣关系”，很多人就会想到“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除了历史学家、文化学者，我们普通人很少认真而全面地去研究君臣关系，也无从判断这种理解和说法是否全面、公允。
按理说，都现代社会了，再来谈这些东西，似乎是在浪费时间。可是现实生活中，我们会不知不觉地进入人群，进入团队，进入组织，或者在其中不由自主地扮演着领头、协助、跟随等不同的角色。角色之间的关系处理得好，大家相安无事，愉悦轻松，企业发达，事业兴旺；反之则矛盾重重，纠纷不断，心情不爽，事业不兴。中华传统文化把人际间的关系分为五种：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五种关系的理想状态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人群、团体、组织中的上下级关系，就是广义的“君臣”关系。如果我们明白并处理好了“君臣关系”，人群、团体、组织里的矛盾纠纷就会减少，成员之间的心情就会舒畅，事业就会兴旺。
那么如何处理好现代社会中的“君臣关系”呢？《群书治要》会给予我们很好的启示。
《群书治要》卷九《论语治要》中有这样一段：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鲁定公问孔子：“君主怎样使唤臣下，臣子怎样事奉君主呢？”孔子回答说：“君主应该按照礼的要求去使唤臣子，臣子应该以忠来事奉君主。”这个“礼”是什么呢？礼有礼敬、礼仪、礼貌等等意思。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礼仪，我们不必拘泥于某一时代的具体做法，比如有的朝代臣属见到君主，下级见到上级必须要跪拜、鞠躬，现代社会未必需要这样。但是礼的实质是尊重、礼敬、礼貌的态度，这个实质内涵没有不过时。上级对待下级，如果能够以礼相待，下级自然对上级忠心耿耿；否则就会是另外一种情况。就像《孟子》中说的那样：“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君臣之间，上下级之间，只是自己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不同，但是在人格上是平等的，这一点，从古到今都没有改变过。上级对下级以势压人、颐指气使，这是失礼；下级对上级恃才傲物、欺瞒懈怠，这叫不忠。
《论语》中还有这样一段：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意思是：君要行君道，臣要行臣道，父要行父道，子要行子道，也就是君主要有君主的样子，臣子要有臣子的样子……以此类推。换句话说，就是每个人都要扮好自己的角色，履行自己的义务。
那么什么是“君道”？“君”的角色定位是什么？“君”的职责义务是什么？对于国君来说，“君道”就是治国理政之道；对于所有负有领导责任的人来说，“君道”就是带领下属共同完成这个团体、组织所承担的使命与任务所需要的规律、方法。“君”的角色定位除了领导，还兼有类似老师和父母的成分。对于下属，除了带领，还有教育和关爱的职责和义务。带领和教育的关键则是以身作则，以身示范。相应的，作为臣子、下属呢？“臣道”就是协助君主、上级完成使命和任务应该遵循的规律、规矩、方法，其中包括服从，但不是盲从，还有劝谏、感恩、回报等等。君臣各自遵道而行，自然相处愉悦，万事顺遂。
合力治国 同走正道
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关系，在中国古代表现为君臣、君民关系。在不少人的习惯思维中，古代的君臣、君民关系就是一种统治与被统治、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不论君王对与不对，臣民永远是无条件地服从君王的。然而，读了《群书治要》卷五《春秋左氏传》（中）里的一段文字，便知道事实并非完全如此。
《春秋左氏传治要》（中）里记载：鲁襄公十四年，卫献公因为有失君道，被臣民赶到齐国。晋悼公就此对师旷说：“卫国人赶走他们的国君，不也太过分了吗？”师旷回答说：“或许是他们国君太过分了。好的国君会奖赏善良而惩罚邪恶，养育百姓如同儿女，庇护百姓犹如苍天，容纳百姓犹如大地。百姓尊奉国君，热爱他如同父母，敬慕他好像日月，恭敬他犹如神灵，敬畏他好似雷霆，怎么可能赶走他呢？国君，是祭神的主持者，是百姓的希望。如果让百姓生计困难，让神灵失去祭祀，则百姓绝望，国家没人治理，哪还用得着他？不赶走又怎么做呢？上天养育百姓并为他们确立国君，让他来管理百姓，不让百姓失去天性。”由此我们知道，在古人看来，国君与臣民的关系是建立在相互依赖、相互尊重基础之上的。国君的使命就是治理国家、主持公道、养育百姓，如果国君不负使命，臣民自然衷心拥戴，否则就会赶走他抛弃他。
国君不是孤家寡人，要想完成使命，还得有助手。这助手是谁？起什么作用呢？师旷接着说：“有了国君而又为他设立辅佐，让他们去教育保护他，不让他做事过分。由于这样天子有公，诸侯有卿，卿设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隶、牧、圉各有他们亲近的人，用来互相帮助。有善举就宣扬，有过失就纠正，患有难就救援，有错失就改正。从天子以下各有父兄子弟来观察补救他们的过失。太史记载国君言行举动，乐师写作诗歌讽谏国君，乐工诵读箴谏，大夫规劝开导，士传话，庶人批评，商人在市场上议论，各种工匠通过种种方式表达意见。”这也可以说是春秋时期的一种国家治理模式吧？谈到国家治理模式，有人总是赞叹西方国家如何之民主，如何之先进。说到传统中国，总觉得毫无民主可言，全是国君、皇帝一人说了算。看了这段记载，我们还会说只有西方国家的人才有民主意识，才有民主制度吗？从这段记载，我们还可看出，那时候的君臣之间，并非简单的统治与服从的关系。作为下属的公、卿、大夫、士乃至于庶人、工、商、皂、隶等等，都不是被动接受统治，而是担负着对上级的监督、教育、匡正、补救义务的。当我们看到当今一桩又一桩腐败窝案时，不禁要问：这些腐败官员的周边人等有没有发挥过监督、教育、匡正上级官员的作用？今天的领导助手、各界人士乃至普通公民，除了在心里抱怨腐败行为之外，有没有监督、教育、匡正上级不良品德的意识自觉或权力渠道呢？
2014年10月1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对绵延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我们应该多一份尊重，多一份思考。对古代的成功经验，我们要本着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去之的科学态度，牢记历史经验、牢记历史教训、牢记历史警示，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正确处理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强化下级对上级的监督、教育、匡正意识和力度，合力推进国家治理，也算是一种有益借鉴吧！
上下和顺 共图大治
领导与下属之间、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执政者与老百姓之间，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如何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命令与服从的关系？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平等与合作的关系？由于对两者之间关系的认识不同，处理这种关系的方法与心态不一样，其结果自然也有差异。这些年来，我们常常看到领导与下属互殴、老板与员工争执、执政者与老百姓冲突的现象在世界各地不断上演，追本溯源，就是由于大家对两者之间关系的认识混乱、处理失当导致的。
关于这方面，中华传统文化中有丰富的智慧，且看《群书治要》卷七《礼记治要》中的观点。
子曰：“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心庄则体舒，心肃则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体全，亦以体伤；君以民存，亦以民亡。”孔子说：君王好比是百姓的心灵，百姓好比是君王的身体。内心端庄，身体就安稳舒展；内心肃敬，外表就恭敬庄严。内心喜欢什么，身体也必定随之爱好什么；君王喜欢什么，百姓一定就会跟着追求什么。内心因为身体的健康完好而得以保全，也会因为身体遭受残害而受到损伤。君王因百姓的爱戴归顺而存在，也会因百姓的怨恨背弃而灭亡。
在我们不少人的记忆中，传统中国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就是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这是受传统文化熏陶的结果。读了这段话语，我们才发现，我们完全误解了传统文化。如果说历史上出现过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那恰好不是遵循，而是违背传统文化的结果。我们想想看，哪一个正常的人不关心自己的身体？饿了就吃饭，渴了就喝水，冷了要保暖，热了要纳凉；一旦有个三病两痛，得赶快寻医问药。为了身体健康，心还会指挥身体做各种运动锻炼——我们的“心”对“身”的呵护，可以说是无微不至。只要我们是一个正常的人，就绝对不会伤害自己的身体；只要我们善于呵护自己的身体，就一定会身心健康。体现在上下级之间、执政者与老百姓之间就是，只要上级和执政者真正爱护下级和老百姓，下级和老百姓就会亲近他；用诚信去团结下级和老百姓，下级和老百姓就不会背叛他；用恭敬的态度去对待下级和百姓，下级和百姓就会产生顺从之心（“故君民者，子以爱之，则民亲之；信以结之，则民不倍；恭以莅之，则民有逊心”）。但是，如果一个人心态出现问题，胡乱支配乃至残害身体，最终结果就是身心俱疲，身心俱坏。反过来，我们的四肢百骸，五官六识的运动，如果随顺仁爱真心，就一定健康活泼；如果不顺从真心指挥，而是随着欲望牵引，胡乱动作，也必然得病受伤。这种关系体现在上下级之间、官与民之间，就是上级、官员对下级、人民仁爱、诚实，下级、人民对上级、官员则要忠诚、亲爱、恭敬（“君仁臣忠”、“君爱民亲”、“君诚民敬”）。有了这样的基础，执政者对于老百姓，只需用道德教育他们，用礼仪约束他们，就可以让他们一心向善（“教之以德，齐之以礼，则民有格心”）；如果用政令来强制，用刑法去惩罚，就会让他们有远离逃避的想法（“教之以政，齐之以刑，则民有遁心”）。
如果全世界的领导与下属、管理者与被管理者、执政者与老百姓，相互之间都有这种共识，都能这样对待，世界上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混乱与悲剧出现了。
为政之道 贵在得人
中共十八大以后，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清除党内腐败毒瘤，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环境，党的干部队伍越来越纯洁而坚强。党中央深知，治国之要，首在用人；为政之道，重在得人。只要有了正确的用人导向，有了良好的从政环境，就能拥有更多德才兼备的人才，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奉献智慧、贡献力量。
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个组织、一个单位，一个团体、一个企业，应该用什么样的人？如何才能“得人”呢？《群书治要》卷十《孔子家语治要》中有可资借鉴的智慧。
“为政在于得人，取人以身”，治理国家最重要的是“得人”。“得人”在于以身示范，修养身心。“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凡是治理天下国家有九条原则，那就是：修养自身，尊重贤人，亲爱亲人，敬重大臣，体恤群臣，爱护人民，招纳工匠，关怀边民，安抚各国。
换在今天，党中央率先垂范，全党向中央看齐，就是“取人以身”。“三严三实”“两学一做”，“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襟怀坦白、言行一致，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越界、越轨。”就是党员干部的“修身”；“选贤任能、用当其时，知人善任、人尽其才”，就是领导干部的“尊贤”；“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促进家庭和睦，促进亲人相亲相爱，促进下一代健康成长，促进老年人老有所养，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就是全社会的“亲亲”；“支持和保护那些作风正派又敢作敢为、锐意进取的干部”“让好干部真正受尊重、受重用”“坚持从严管理和关心爱护干部相结合”“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早发现、早提醒、早纠正”“对干部政治上激励、工作上支持、待遇上保障、心理上关怀，让广大干部安心、安身、安业”，就是党组织的“敬大臣”“体群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始终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就是执政党的“子庶民”；“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创造更多就业岗位，改善就业环境，提高就业质量，不断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劳动报酬”“努力让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全面发展”，就是政府部门的“来百工”；本着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原则，正确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追求“共同快乐、共同幸福”，“对贫穷的国家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有时甚至要重义轻利、舍利取义”，就是国家对古人“柔远人”“怀诸侯”这种智慧的扩展运用。
“治天下国家有九经，其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治理天下国家有九条原则，实行这些原则的方法只有一个。任何事情，事先有准备就会成功，无准备就会失败。而最为重要的准备就是诚信。“在下位不获于上，民弗可得而治矣。”在下位的人得不到在上位人的信任，就不可能治理好民众。要想得到在上位人的信任，就要得朋友的信任，要让父母顺心，要使自己真诚，要明白什么是善。事实上，这种信任是双向的，这样从能同心协力共筑中国梦。执政者只要做到了真诚、善良、仁爱、恭敬，并能用这些品行感化人民，天下国家就没有治理不好的了。
为政之道在于得人，中国梦的实现也在于得人，在于得到德才兼备之人。
用贤顺民 取胜之道
从古至今，刘邦与项羽的故事，常常被人引为经典教训：项羽身为名将之后，军事禀赋超乎寻常，27岁即为霸王，英雄气概锐不可当，最终却落得个一败涂地四面楚歌的下场；刘邦是个农家子弟，没有盖世武功，未经军事训练，50岁了仍处弱势，最后却统治天下，开创了绵延400年的大汉王朝。其中玄机究竟何在？
关于这个问题，后人进行了诸多分析。比如认为项羽缺乏耐心，眼高手低；心胸狭隘，不善纳谏；勇猛有余，智慧不足；残忍有余，仁善不足。刘邦坚韧克己，遇事冷静；宽容仁慈、乐善好施；善于用人，乐于纳谏。也有人“不以成败论英雄”，虽说项羽最终自刎乌江，但他自觉愧对江东父老，其英雄气概值得赞赏；而对刘邦身上的市井习气，很多人却也不敢恭维。
那么刘邦身边的人和刘邦自己是怎样看待楚汉之争之胜败原因的呢？《群书治要》卷十三《汉书治要（一）》正好有记载。
书中写道：高祖刘邦要求臣下实话回答：高祖取胜天下和项羽失去天下的原因分别是什么？高起、王陵认为，高祖派人攻城掠地，所降服的土地就赐予将领，这是与天下人同利；项羽妒贤嫉能，战胜的不计功劳，夺得地盘的不给赏赐，这是他丢失天下的原因。高祖说：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镇守国家，安抚百姓，供给粮食，不绝于道，我不如萧何；统领百万大军，战必胜攻必克，我不如韩信。他们三人是人杰，我能任用，这是我取得天下的原因。项羽有一个谋士范增却不能重用，这是他被我擒获的原因。
归纳刘邦君臣的说法，刘邦取胜的原因，一是刘邦心胸宽阔，乐于分享利益；二是刘邦格局宏大，善于用人所长。进一步从刘邦用人的导向分析，又可看出，他重视运筹，爱护百姓，精于用兵，虽然自己没有直接操作，但是通过他所用的人实现了他的心愿。
关于高祖刘邦，书中还有记载，说他不习文学，而性情明达，善于谋划，能博采众议，从看门人到戍卒，见面都如老朋友。入关之初为顺民心，与百姓约定三条法令（杀人者要处死；伤人者要抵罪；盗窃者要判刑）；天下平定之后，他命萧何编纂法令，命韩信申述兵法，命张苍制定历法，令叔孙通制定礼仪，令陆贾作《新语》；又与各功臣剖符作誓，丹书铁契，存入金匮石室之中，保藏于宗庙之内。高祖虽然事务繁多，但可以立制垂范传之久远。
由此看来，楚汉相争中，刘邦之所以能够取胜，从其个人素质分析，在于他沉着稳健、志存高远，格局宏大、心胸宽广，用人得当、顺民情怀。当然，在其成长过程中，也有过市井习气，有过小人之举，但是他能及时更新自己，让自己不断走向成熟，而且能够利用臣下的长处弥补自己的短处，集聚力量实现理想。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刘邦虽然教育背景、个人能力都不如项羽，但是他能顺应历史规律，回应百姓需求，能重用贤能之人，成就宏图大业，这就使他掌握了历史的主动权，他的成功也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历史总是按照规律运行的，不论是谁，只要顺应了规律，顺应了民心，成功就属于他，尽管他出身贫寒，才智一般；而只要违背了规律，违逆了民心，自然就会失败，哪怕他能力过人，背景逆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