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天下篇
157.战争胜负 暗藏玄机
158.盛衰兴亡 事关态度
159.人不弃常 妖不自作
战争胜负 暗藏玄机
局部冲突此起彼伏，大国之间明争暗斗；和平发展虽是主流，战争危机仍然存在。一向崇尚和平、反对战争的中华民族，如何应对动荡的局势？传统文化如何看待战争，如何应对胜负？这不是笔者能够回答的问题，但从《群书治要》卷二《尚书治要》和卷四《春秋左氏传治要》（上）中的几个战争案例，或许可以管中窥豹。
《尚书治要》中记录了这样几次战争概况：一是大禹讨伐三苗，二是商汤讨伐夏桀，三是武王讨伐商纣。三次战争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被讨伐的对象丧失道德，荒淫无度，鱼肉百姓；而讨伐者都是道德醇厚，节俭勤勉，深得民心的。发动战争的目的，都是替天行道，解救人民，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正义之战。其中关于武王伐纣的记录中有这样一段：“同力度德，同德度义。受其臣亿万，惟亿万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商罪盈满，天命诛之。予弗惟钧。”意思是，势均力敌则看德行，德行相当则看仁义。纣王有亿万臣民，却有亿万条心。我（武王）有臣民三千，但大家团结一心。纣王恶贯满盈，上天命我诛灭他，我若不顺从上天之意，罪过跟纣王相当。
上述战争是为“内部”战争，赢在道义。《春秋左氏传治要》中“曹刿论战”的故事，众所周知，讲的是齐、鲁“两国”之间的战争，其“一鼓作气”的具体战术，大家可谓耳熟能详。谈到决定这次战争胜负的关键，一般都归结于曹刿的战略战术上。然而，读罢全文，我们发现，战略战术的前面，还有个非常重要的前提，那就是人心向背。书中记载，曹刿入宫进见庄公时，先问了一个问题：“凭什么来作战？”庄公说：“有吃有穿，不敢独自享受，一定分给别人。”曹刿说：“小恩小惠不能周遍，百姓不会服从的。”庄公说：“祭祀用的牛羊玉帛，不敢擅自增加，祝史的祷告一定反映真实情况。”曹刿说：“一点诚心也不能代表一切，神明不会降福的。”庄公说：“大大小小的案件，虽然不能完全探明底细，但必定合情合理去办。”曹刿说：“这是为百姓尽力的一种表现，凭这个可以打一仗。”反过来看，如果庄公不是一个为民尽力的人，必定不得人心，曹刿也不会帮他，这一仗也不会取胜。
大禹、商汤、武王发动战争是为讨伐无道，鲁国对齐国作战属于自卫还击，他们之所以获胜，是因为这样的战争符合道义，深得民心。只有符合道义、深得民心的战争才能获胜。古代战争证明了这一点，近代中国以及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也都证明了这一点。
也许有人会说，当今属于高科技时代，中国古代，乃至近现代的军事科技水平，远远不能跟当今同日而语。在这样的时代，谁掌握了高科技，谁就赢得战争胜利的把握。其实，不论技术水平如何发达或怎样落后，道义和人心都是最终的决定因素，历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争案例不胜枚举，少者、弱者取胜的根本因素就是道义和人心，中国人民小米加步枪打败武装到牙齿的日本军国主义的事实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古语说邪不胜正，多行不义必自毙。邪恶势力可以掌握高科技，正义势力同样可以掌握高科技，正义的力量永远不可战胜。
所以，面对国际敌对势力对于中国的种种挑衅，我们除了积极在国防力量上自强不息外，还是把主要力量用在安定百姓身心、维护世界和平上。我们对于祖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博爱情怀，将会赢得最为强大的道义力量和人心支持！
盛衰兴亡 事关态度
王朝的更替、国家的兴亡，其影响因素是相当复杂的。国内国外关于这一规律的研究成果不在少数，有的一部著作动辄数十上百万字。但是，对于学识浅陋的笔者来说，就是耐着性子通读几遍，也未必能够看出端倪，甚至有越看越糊涂的感觉。而《群书治要》卷四《春秋左氏传治要》（上）中的几句话，却让笔者眼前一亮：原来，就像一个人的成功与失败一样，王朝的盛衰、国家的兴亡，也决定于统治者的态度。
《春秋左氏传治要》（上）中记载，鲁庄公十一年秋，宋国发大水。庄公派使者去慰问，说：“上天降下过量大雨，对庄稼百谷产生危害，怎能如此不顾下民呢？”宋闵公回答说：“我对于上天不诚敬，上天降灾，还使贵国国君担忧，承蒙关注，实不敢当。”臧文仲说：“宋国恐怕要兴盛了吧！禹、汤责罚自己，很快就兴盛起来；桀、纣责罚别人，马上就灭亡了（“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而且别国发生灾荒，国君称孤，这是合于礼的。言语有所戒惧而名称合于礼制，这就差不多了吧！”不久，又听说上面那番话是公子御说所说的，臧孙达说：“这个人适合当国君，因为他有体恤百姓的心思。”
从这段记载中，我们看到，一个国家或王朝的兴衰，跟这个国家或王朝统治者的态度直接相关。是兴是衰，就看统治者遇到问题的时候是怨天尤人还是反躬自省。比如，当自然灾难来临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老天的不公，还是自己的不是？如果埋怨老天的不公，就没有心思和情绪去考虑救助百姓，预防可能再次发生的灾害；如果考虑自己的不是，就会竭尽全力减少和弥补灾害所造成的损失，想方设法预防和避免可能发生的灾害。又如，当社会出现混乱、冲突等不稳定迹象的时候，统治者首先想到的是百姓的愚痴、顽劣，还是自己的失职、冷漠？如果总是把责任归咎于百姓一方，势必会以一种简单对立甚至残酷镇压的方式对待百姓，从而造成统治者与百姓的尖锐对立，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统治者必定被老百姓推翻；反过来，如果能够清醒而自觉地意识到，种种社会问题都是由于统治者没有作好表率，尽到职责，没有照顾好、教育好、管理好百姓所导致的，那么，就会在控制好局面的同时，从净化自身、树立榜样开始，进而不断增进对百姓的感情，加强对百姓的教化，强化、优化对种种社会事务的管理入手，来协调好统治者与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维护好正常的社会秩序，从而实现社会和谐稳定的目标。再比如，当面临别国的骚扰、威胁的时候，是简单地攻击别国的霸道无礼并呈一时之气而与之争执甚至出兵，还是从维护人民根本利益与世界和平大局的角度着眼，定下心来稳住民心、军心，在审时度势、有效防范外敌的同时，集中精力让自己的国家强盛起来、人民幸福起来？如果采取盲目冲动的态度，势必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甚至造成国破家亡的恶果；倘若采取谨慎睿智的态度，则可确保国家安稳人民康宁。
盛衰兴亡的关键，取决于主体的态度。这样的规律，不仅适用于古代，也适用于当今；不仅适用于中国，也适用于外国；不仅适用于整个国家，也适用于地方、单位、企业乃至家庭。任何事物的运行都是按照客观规律运行的，而客观规律是要靠人去发现和运用的。态度对了，就能很好地发现和运用规律；态度错了，就会被规律所淘汰。
人不弃常 妖不自作
吸毒贩毒、卖淫嫖娼、赌博迷信、乱伦通奸、拐卖妇幼、包养小三、变性易容、信邪走偏……如此乱象不时呈现，犹如妖孽出没、群魔乱舞。素以礼仪之邦著称的中华大地，何以出现如此情形？《群书治要》卷四《春秋左氏传治要》（上）中的一句话点中了要穴：“人无衅焉，妖不自作。人弃常，则妖兴！”人没有缺陷，妖不会自己起来。人如果抛弃了常道，妖孽就会兴起。
可不是吗？就每一位个体人来说，如果没有贪图刺激享受的恶习等人格缺陷，毒品妓女色狼神棍之类就不会侵蚀这个人。就整个社会来说，倘若都能遵循常道，种种乱象就无从生起。这里的“常”，就是正常、恒常、伦常。
人类的正常生活所需，不过日食三餐、夜眠六尺，渴了喝水，冷了添衣。若要生活丰富一点，可以种花养草，吟诗作画，弹唱吹拉，自得其乐而不妨碍他人。当然，人还要传宗接代，那就成家立业，男女老少各守本分，或耕田犁地，或烧饭做菜，或从政经商，或相夫教子。人们都满足或陶醉于这种平平常常、简简单单的生活，种种非正常的乱象也不会兴起。
日升月落，四季轮回，生发收藏，自然世界有恒常不变的运行规律。你来我往，生老病死，贫富穷通，人类世界也有规律。人只要遵循处事待人的正常规律，也能生活得平平安安，自自在在。儒家“五常”，就是人类生活需要遵守的五条恒常不变的规律，这就是仁、义、礼、智、信。仁者爱人，遵循仁的常理，就不会伤害别人，更不会伤害自己，种种伤天害理的行为就不会出现；义者循理，遵守义的常理，就不会做出种种不合情理、违背法律的事情，那些扰乱世风、危害社会的现象就不会出现；礼者敬人，遵循礼的常理，就不会轻慢他人、颠倒人伦，那些扰乱伦常、伤风败俗的现象就不会出现；智者不惑，遵守智的常理，就不会神魂颠倒，愚痴蒙昧，那些邪教迷信、怪力乱神之类就不会兴风作浪；信者不欺，遵守信的常理，就不会自欺欺人，那些坑蒙拐骗、尔虞我诈的现象就不会发生。
天地宇宙有秩序，茫茫人海也有秩序。这个秩序就是伦常。伦有五种：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以前我们总认为，这种尊卑、长幼的关系是封建时代才有的，将君臣关系对应置换为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关系之后，我们发现，实际上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离不开这五种关系，所以是不可改变的常道。如何维持这种常道呢？《孟子·滕文公上》告诉我们：要做到“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人伦中的双方都要遵守一定的规矩。为臣的，要忠于职守，为君的，要礼贤下士；为父的，要慈祥，为子的，要孝顺；为夫的，要主外，为妇的，要主内；为兄的，要照顾兄弟，为弟的，要敬重兄长；为友的，要讲信义。各自都安守本分，大家都维护伦常，哪还有什么乱象发生呢？
为了稳定社会秩序，治理社会乱象，我们准备了大量的警力，修建了很多的监狱，花费了大量的钱财，动用了不少的人力，但总是按下葫芦起了瓢。原因何在？在于没有从根本上下大力气，用真功夫。根本是什么？是教育，是人的正常、恒常、伦常的教育。只有抓住根本，狠下功夫，持之以恒，才能最终让人类恢复正常、恒常的状态，远离妖孽的骚扰，共享天伦之常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