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天下篇
166.见利思义 智定取舍
167.“四个不可” 确保平安
168.谦和礼让 人心所向
见利思义 智定取舍
一个人能够获得广泛的声誉，不仅是一种幸福，也是一种荣耀。当今社会，这种声誉甚至可以变成“无形资产”。拥有这种声誉的人只要在媒体上、公众中或某些关键场合淡淡地说几句话，默默地露一露面，就可以换来一定的现实利益。这甚至成为某些人成名成家的一种动力。但中国古代的圣贤君子，对这样的事情却是非常地慎重。
《群书治要》卷六《春秋左氏传治要》（下）中就有这样一个事例：鲁哀公十四年，小邾国的大夫射进献句绎之地来投奔鲁国，说：“若派子路和我约定，就可以不用跟鲁国进行盟誓了。”于是鲁国派子路去，子路却推辞不去。季康子派冉有对子路说：“小邾国的大夫对拥有千辆战车的鲁国的盟誓都不相信，反而相信您，您有什么感觉耻辱的呢？”子路回答说：“鲁国如果和小邾国发生战事，我不敢询问其中的原因，战死在城下就行了。现在小邾国大夫射不尽臣道，我如果成全他的话，那就意味着把他的不尽臣道当成正义了，这种事情我不能做。”
从这一段记载中，我们看出，当时子路的声誉之大非同一般。但是，他不仅没有主动利用这种声誉为自己换取任何私利，而且，当小邾国的大夫射以他的声誉将句绎之地进献给鲁国，他也拒绝了。按理说，即使他不拒绝，他的声誉也不会受到多大损害，因为这既非他个人的意思，他也没有从中得到什么好处。由此可见，子路这样的贤人君子考虑问题，早已超越了个人利益和声誉的层面，甚至超越了国家利益的层面。他们考虑问题，总是以维护道义为底线：如果是符合道义的事情，哪怕牺牲生命也再所不惜；否则，哪怕是献出土地主动投奔也不接受。
子路是孔子的学生，孔子说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即君子论事看事处事只问道德上该不该做；小人却只想到有没有利益可图。“君子之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于比。”即君子对于天下的事，无所谓行无所谓不行，只要符合道义就行。“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如果富贵是通过不义手段得来，对于圣贤君子来说，就像浮云一样轻薄和短暂，不值得留恋。“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即君子行事应以义为根本，以礼貌来实行，以谦逊的语言说出，以诚信的态度完成。“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即君子把义视为最尊贵的，君子只有勇敢而不懂得义就会扰乱国家，小人只有勇敢而不懂得义，就会成为盗贼。子路的态度，正是先秦儒家“道义为上、重义轻利、重义兼利、见利思义”义利观的具体呈现。
当今社会的利益协调模式跟古代大有不同了，人们的利益观念利益行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空前凸显。如何缓和利益冲突，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从《群书治要》中，我们看到，先秦儒家义利观是一种个人内心的价值判断原则，是在人们的感情欲求中注入的道德调节因素，本着互尊互利、整体优先、长远优先、道德优先的规则，引导人们正确区分应当与不应当、善与恶，从而去做当为之事，不做不当为之事。当今社会，重新学习和继承这种义利观，并将其与经济协调和政治协调相配合，或许可以有效解决人民内部的利益矛盾；同时，也有助于整体提升人们的文明层次和精神境界。
“四个不可” 确保平安
天下我最棒，享受要高档，事事顺我心，快乐到疯狂。这是相当一部分人，尤其是年轻人乃至少年儿童的普遍心态。有的为人父母为人师长者，还以这样的心态去教育和感染少年儿童，以为这样就能激发他们的上进心，就能引导他们获得幸福成功的人生。
然而，《群书治要》卷七《礼记治要》却告诫我们：“傲不可长，欲不可纵，志不可满，乐不可及。”也就是说，一个人的傲慢心不可以去助长，欲望不可以任其放纵，心志不可以太满，娱乐不可以没有节制。
当今不少中国人受到一些不良文化的影响，以张扬个性为幌子，做出种种任性的行为。一些人不仅不以危害他人、危害社会、危害自己的任性行为为耻辱，反而以为荣耀。对于古圣先贤的这些教诲没有深入体会，误认为那是对人性的桎梏。其实，当我们仔细观察一下社会现实，认真体会一下内心感受，便会发现，我们的祖先为了子孙后代的人生幸福而说出这样的言语，真是慈悲之至！
从小在夸奖中成长起来的孩子，一旦失去夸奖的外缘刺激，或者遭遇屈辱的境遇，就会失去动力，精神委靡，乃至自杀，这样的事例屡见不鲜。常受夸奖的人往往态度傲慢，不知道反省自己，总喜欢指责别人，难以与人和谐相处，得不到别人的真诚帮助，犯错失败的几率会增加。所以古人造字告诉我们，没有原则的“夸”奖，最终会让人吃“大亏”的。因此告诫我们“傲不可长”。
物欲膨胀，一味追求奢华享受的人，会被欲望牵引，做出种种劳命伤财的事情，一当遭遇阻碍或者变故，自己的欲望得不到满足的时候，就会感觉痛不欲生，为了摆脱那种痛苦，就有可能铤而走险。一个人如果只是依赖外物刺激来获得快感，就会降低自身的感知能力，甚至损害自己的身心健康，无法体验到清净高雅的精神愉悦。所以古人警告我们，欲壑难填，欲不可纵。
教育、引导孩子也好，自身规划未来也罢，树立理想志向是应该的，但是必须客观、清醒、理智。如果一个人常常踌躇满志，好高婺远，而没有自知之明，又不肯脚踏实地，天天想着扫平天下，却不愿扫去脚下一尘，这样的人常常生活在幻想当中，一当遭遇现实冲撞，则会怨天尤人，深感苦恼，难以获得幸福感受。所以古人告诫我们“志不可满”。
有人认为人生奋斗的目的就是享受，只要条件允许，该享受就享受，享受就享受个够。所以不少人有钱了就追求刺激，以为刺激越强烈，享受就越多，享受越疯狂，人生越有味，于是豪赌滥嫖，狂喝疯吸等等都出来了。正如古人所说乐极生悲，娱乐过度的结果导致身心疲惫乃至受损，甚至导致家庭破裂，社会动荡。
中国人一向追求中庸之道，所谓中庸就是恰倒好处，这样才符合宇宙运行的自然规律。《道德经》中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只有效法和遵循天地宇宙的运行规律，才能获得真实的健康、幸福和自由。自以为是，恣情放纵，好高婺远，穷奢极欲，都是违背自然规律的，“四个不可”就是告诫我们不要违背规律。
只要我们能够自觉遵循规律，自信而不自傲，自足而不自满，自强而不自大，自娱而不自损，就能获得平安幸福。
谦和礼让 人心所向
我们说，中华传统文化一向主张谦和礼让，反对斗争战争。有人会说，那为什么中国历史上还有那么多的斗争战争出现呢？当真正置身于斗争战争境地的时候，还会有谦和礼让存在吗？《群书治要》卷五《春秋左氏传》（中）里的几段记载或许能够回答这一问题。
《春秋左氏传治要》（中）里记载：鲁襄公四年，无终国国君嘉父派遣孟乐去晋国，请求晋国和各部戎人讲和。晋悼公说：“戎狄没有什么亲近的人而且贪婪，不如进攻他们。”魏庄子说：“诸侯新近顺服，陈国最近前来讲和，都将观察我们的行动。我们有德，就亲近我们；不这样，就背离我们。”并举出夏朝后羿无德而失去政权的教训加以劝谏，同时说出与戎人讲和的五大好处。晋悼公听了很高兴，派遣魏庄子与各部戎人讲和。《春秋左氏传》（中）里还记载：鲁襄公九年，秦景公派遣士雃向楚国请求出兵，准备进攻晋国，楚共王答应了。子囊说：“不行。目前我们不能和晋国争夺。晋国国君能量才用人，用人无失，官员能坚守原则，卿主动让贤，大夫不失职守，士努力于教育百姓，农夫致力于农事，商贾技工和役夫等能安守本业。国君明察，臣下忠诚，居上位者互相谦让，居下位者各尽其力。在这个时候，不能对抗晋国，而应事奉他们。”
由此可见，即使是在诸侯争霸的大环境下，忠臣们仍然坚守道义，力主和平。每当涉及用兵大事的时候，他们并不单纯从武力强弱和战争胜负的角度考虑问题，而是从是否符合道义和民心的角度去决定取舍。至于同僚之间的谦让之风，哪怕是远离尧舜时代，也仍然遗风尤存。《春秋左氏传》（中）里记载：荀罃、士鲂死了。晋悼公派遣士匄率领中军，他辞谢说：荀偃比我强，请派遣荀偃。晋悼公派遣韩起率领上军，韩起辞让给赵武。又派遣栾黡，栾黡辞谢说：下臣不如韩起，韩起愿意让赵武在上位，君王还是听从他的意见。晋悼公随顺他们彼此谦让的意见。晋国的百姓乃至诸侯也因此顺从和睦。对于这种情形，君子评价说：“谦让，是礼的根本。士匄谦让，他的下属都谦让。栾黡即使专横，也不敢违背。晋国因此而团结，几世都受到利益，这是效法善行的缘故啊。”
当今虽是太平时期，但竞争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如果大家都是为了道德学问和国家与人民的利益，而不是为了个人权位名利而争，都能在不违背法律道德的前提下公平竞争，对于推动社会发展和个人成长，那是有益无害的。否则，则会导致种种悲剧和乱象。这在《春秋左氏传》（中）里早有提醒：“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让其下，小人农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礼，而谗慝黜远，由不争也，谓之懿德。及其乱也，君子称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冯君子，是以上下无礼，乱虐并生，由争善也，谓之昏德。国家之敝，恒必由之。”（太平世道，君子崇尚贤能而谦让下属，下属努力事奉上司，因此上下有礼而奸邪废黜远离，这是由于不争的缘故，这叫美德。到了天下动乱的时候，君子居功压制小人，小人逞能简慢君子，因此上下无礼，动乱和残暴一起发生，这是由于相争所导致，这叫昏德。国家的败坏，常常是因此造成的。）
谦和礼让，人心所向。即使在竞争、斗争乃至战争的环境中，也能坚守道义、力求谦和，这是一种崇高的美德。